朱娱回忆录（5） (第1/2页)

朱执信后事安排
　　
　　一个是在东山寺贝底及署前街各买了一幢所谓花园洋房，希望所收租金能敷消费所需。
　　
　　一个是在越秀山的应元书院、菊坡精舍、龙王庙旧址建立执信学校。
　　
　　同志们不但竭诚办理安葬死者，进而为孤寡的生活教养谋划。
　　
　　除治丧盈余外，又募集了一笔款项，在东山寺贝底及署前街各买了一幢所谓花园洋房，希望所收租金能敷消费所需。
　　
　　署前街的房子与廖伯伯（仲恺）的住所百子路一百号隔了火车路轨遥遥相对；这可能也隐含就近照顾的意思，不过我们并没有住进那屋去。
　　
　　另外一群亲挚的好友积极展开筹办纪念学校的工作；计划向海外华侨募集开办及经费，分别派出适当人选向南洋、东南亚及美洲进行。
　　
　　一面已有人着手寻找合用的场所作校舍，以及聘请教学及工作人员。
　　
　　结果在一年后的十月一日借观音山麓的应元宫开办执信学校。
　　
　　朱执信妻儿入住天平横街陶家大屋
　　
　　朱执信的弟弟朱秩如娶宿儒吴道镕的女儿为妻。
　　
　　朱执信家与朱秩如家开始同住屋檐下。杨道仪把部分家产分给了朱秩如。
　　
　　我们回到广州即住进古家，直至古家拆卸重建。才一同租住天平横街陶家大屋，古朱二家贴邻而居，生活仍处处受古伯照顾。我们亦分别入学。
　　
　　及至古家居屋改建完成，搬回仓边街，我们依然租住陶家。这期间，四叔（秩如）亦从日本学成归来，住在厢房，担任教席。外祖母也和我们同住，一家融融共处。
　　
　　这几年间，舅祖莘伯公认为四叔年逾而立，该成家立室，遂作主为聘宿儒吴道镕之女为妻。当然是经过四叔同意而进行的。婚礼依旧俗办理：问名、纳采，以至亲迎等各式筹措责任，就落在母亲的身上。
　　
　　四叔把储备的两个饼干盒藏载着的双毫，交母亲作开支使用。
　　
　　陶家的屋，结构特别；进大门后即为一长廊形建筑。在廊左方建成七边过数进深的房舍。
　　
　　即是说正门朝西，而各边厅房并排朝南；我们租住最里面的两边。为着招待亲友，就商借屋主的其他三边的空厅房作临时应用。迎亲用八人抬的官轿，一般揖轿门、坐床、撒帐等习俗都做足。门口亦有八音乐队吹奏；这不但增强喜庆的气氛，也借着音乐声将客到的消息传入内厅，好让知宾迎客。
　　
　　随后，四叔暂住陶家，慢慢另覓居处，自立门户。四婶是个贤良柔婉好太太，亦是一个勤俭慈爱的好母亲。当四叔搬出自住时，母亲心想四叔既已成家，先人所遗下的东西，不论多寡，总该分给他。回顾爷爷遗留可算値钱的物品，祗怕仅为神台上的香案（一副用作插香烛祭祀用的五件锡器）。于是买备一副供四叔家用。自此四叔和我们也就分门别户而居。
　　
　　杨道仪与女儿。
　　
　　杨道仪与古应芬家邻居
　　
　　古应芬为朱执信拍卖到旧监仓空地，也即现在仓边路与豪贤路交界处，1925年建成房屋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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